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创投机构正迎来行业的重塑新机遇。
作为行业主力军的国有投资机构，如何更好地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为优化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献言献策，纾解“募投管退”在当前困境，带领创投行业迎来“暖冬”，成为行业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11月29日，由中国创投委、粤科金融集团、LP投顾、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国有投资机构做好耐心资本最佳实践研讨会”在广州举办。一场原来只邀请了50人的创投研讨会，最终有近160名专业人士参加并就上述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去年12月以来，中央曾在多个重大场合强调风险投资的重要性，视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与支撑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与重要的“耐心”资本力量。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创投委会长，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原院长助理沈志群表示，我国创投行业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国资创投、民资创投、外资创投和个人创投共存的多元化投资主体格局，但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近几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国资创投作为我国创投行业主力军，占据创投行业大半江山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300多万亿元，净资产超过90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总资产400多万亿元，净资产30多万亿元。两类国企国有资本净资产超过120万亿元。”沈志群表示，毫无疑问，国有资本和国有投资机构有实力、有能力，也有责任成为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的主要出资人和管理人。
粤科金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浩钧表示，当前，国家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创投行业也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发展耐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当下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国资机构成为主导力量，发挥主导作用正当其时。
根据《投中信息2024年国有资本创新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表示，2018年以后，国资出资基金的数量下降，但是对单只基金出资的规模整体在上升。2020年以后，多重因素影响下，国资出资人出资基金的规模在整体市场募资规模中占比升至70%以上。可见国有资本在“投早、投小、投科技”中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值得关注的趋势是，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比例从20%不断提升至50%甚至70%，凸显政府引导基金在LP中的主导地位。”LP投顾创始人国立波表示，这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化资本活跃度在下降。政府引导基金“引导”作用愈发重要，也需要加强市场化、资产配置型LP生态建设，落实险资、社保等长周期考核机制；纯政策导向型的政府引导基金要向社会化资本让利、返利，实现不同LP之间利益一致性。
创新始于科技，成于金融，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科创马拉松”中，国资投资机构应如何发挥“耐心资本”的引领作用？
在东方嘉富合伙人金春燕看来，如果国有资本希望成为创投生态系统的搭建者，那么国有资本应当侧重于发挥自己的引领、带动作用，用母基金加直投的方式布局投资业务。除了具有战略控股意义的直接投资项目以外，通过参与市场化子基金的形式可以将更多的市场化创投机构纳入生态系统，子基金管理人全市场筛选优质、早期硬科技项目进行培育，通过投后管理、跟踪项目进展，纳入后续直接参股或控股的标的储备项目池内。
“如果国有资本希望搭建超级全能投资平台，则可以尝试组建超强专业团队，申请基金管理人牌照，同时用撬动市场资本来组建基金来投早、投小，投科技。”金春燕认为。
“作为国有投资机构，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基金投资机构，相对一般市场化的机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挑战。” 国新基金董事总经理周新博表示，国有投资机构需要立足做好五大平衡。比如周期内阶段性评价与基金中长期业务特点的平衡，既要分解落实年度的工作任务，强化过程评价，力争完成业绩考核，也要遵循行业的规律，立足基金全周期，合理设置阶段性的考核指标，实现短期评价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
周新博解释道，私募股权基金的底层资金具有较长的持有周期和较低的流动性，而且项目投资收益非线性，投资价值会在标的的新一轮融资、IPO、上市、退出时点集中体现，因此国资基金也要遵循私募基金的行业规律，对基金投资项目进行全周期评价，避免简单阶段性的时点评价，鼓励和引导基金进行长期投资、稳定投资和价值投资。
此外，周新博认为，国有投资机构还要做好发挥功能作用与为投资人创造良好回报的平衡、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和科技创新投资风险的平衡、严格管理和提高效率的平衡、坚持国资基金的战略定位与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之间的平衡等四大平衡。
研讨会上，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对国有资本而言，做好耐心资本，要理顺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容错机制等，以适应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与留存。
近一年以来，各地在建立完善激励容错免责机制上明显加速，给予国资创投更高试错包容度和更长回收期限，但当前尽职免责机制仍面临认同不足等痛点。
《2024年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尽职免责机制调研报告》显示，接受调研的133家国有投资机构中，接近半数(45.86%)受访机构不支持设定固定亏损容忍率，其背后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不同投向、不同阶段的风险发生概率不同，二是由于“容亏率”暗含对超出既定部分默认追责的意味，在面对创投市场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时，容易出现风险厌恶的可能性。
林浩钧表示，国有投资机构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耐心运作机制。首先是解决耐心资本运作的束缚问题。优化国资创投机构发展耐心资本的考核评价机制，设置更加灵活、符合耐心资本运作周期规律的差异化考核标准及指标体系，注重整体效能评价，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目标。改革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适当延长基金投资周期和考核周期，对于天使和种子基金可减轻返投时序进度、资金规模等要求。
同时，林浩钧认为，还需要解决耐心资本运作的动力问题。完善国资创投机构发展耐心资本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项目跟投、超额利润分配等利益捆绑措施，优化投资损失容错机制。粤科已建立“投资审核委员会”“红线管控”“跟投+专项奖励”“赛马”等科学完善的市场化投资运作机制。
而在打造“耐心”团队方面，林浩钧亦建议，转变对早期项目的投资和退出思维，探索简化“硬兜底”等对赌约束方式，创新“权益平移”等新模式，与创业团队二次创业、三次创业进行利益捆绑，实现价值共享共创，更好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我们正参与我们区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在反投认定上尽量宽泛化，包括对引导基金的投资期限延长。现在很多机构过来沟通，希望延长投资期，把基金期限延长。我们原则上都会同意，希望能以时间换空间。期待有更好的政策鼓励基金延期，在做退出的时候也相对会更好做一点。”龙华资本董事长李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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